随着司马懿和曹爽的的“正始权争”进入到了第二轮,天下文人士子们的命运也不可抗拒地被这动荡的局势所左右着。由于玄学思想的兴起和深入,一场思想大变革也随之而来。阮籍、嵇康的相聚地点也从清净安闲的山阳县转到了繁华又诡谲的京都洛阳。
这个时候,以曹爽为代表的政治势力集团开始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历史上以夏侯玄为首的“正始改制”,正是这次改制让司马懿抓住了机遇,给了曹爽集团致命一击。
正始改制的三项内容:一是整顿九品官人法,将组织人事权力收归中央,削减州中正的权力。州中正大都是由地方士族人物担任,特别是河北,是亲司马派的势力范围。
二是撤郡,行政区划变为州、县二级。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自汉末设州以来,郡在不断地细分弱化,此时已无多少重要性。正始改制首次提出撤郡的主张,是顺应(甚至是提前于)历史发展趋势的。之后的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州郡并设,三级行政,政繁员冗,弊病很多,但直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才实现撤郡。而郡不但是行政区划,在汉末更是士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即所谓郡望。撤郡,对士族认同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直到撤郡以后的,唐代郡望仍流行于士族,可见汉末以来基于旧郡的认同感之顽固。
三是简化服饰排场,如果广义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转变党政作风。无论儒家言论上说过多少简朴,在社会实践上儒家并不是一个讲简朴的学派,在"礼"上花费巨大的成本,在儒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从战国以来,这一点就是墨家、道家左右两派攻击的重点。再联系到夏侯玄、何晏的玄学背景,可知玄学在此时实际上是夏侯玄、何晏将道家学说拿来作为对抗司马一派河北旧士族儒家礼学的工具。
应该说,“正始改制“就是玄学家拿玄学理论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最新尝试。玄学虽然影响了魏晋二百多年,但主要还是在社会风气方面,并没有像儒家学说一样成为“官方统治学说“。夏侯玄的这套改革方案总结起来就三个方面:一、扩大吏部的权力;二、精简机构和官员;三、改革繁琐的服制。第一条壮大曹爽势力,后面两条就是道家清净简朴的为政思想。然而在落实政策的时候,这帮浮华贵公子不论好坏,对过去的旧法一概视如草芥,很多年的国家法度都给改了。连四朝元老蒋济都看不下去了,说像丁谧、邓飏这样在任上随意更改法度,这样乱搞可不行啊。结果真如阮籍所想的那样,这帮贵公子虽然个个玄谈了得,但真不是治国之才。就这样,在国人的一片抵制声中,正始改革也以失败告终。连蒋济这样的旧魏大臣也站到司马懿方。
而在这段时间,司马懿也打了两次胜仗,提高了自己在朝廷里的威望。眼看着司马懿这声望越来越高,曹爽也急得焦头烂额。在李胜、邓飏等人的撺掇下,正始五年,曹魏的辅政大臣曹爽、关凉大都督夏侯玄针对蜀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在史书中被记载为“骆谷之役”,“兴势之战”等等。此次战役曹爽等人发动了将近十万大军针对蜀汉的汉中地区发起进攻,彼时汉中守军仅仅只有三万,且分布在各地,而成都、涪城等地的援军由于距离汉中较远一时间还无法到达,故无法及时救援汉中。当时曹爽认为要从秦川(陕西)这边入蜀太困难了,不如从汉沔(湖北)进攻更为稳妥。大军沿着汉沔一路走,却被蜀国大将王平挡住了。战事的结局是蜀国这边王平率军成功地阻挡了曹爽的攻势并坚持到了蜀汉各地的援军到来,并且占据了有利地形,而彼时的曹爽可一点都不好过,魏军的前进之路被蜀汉军队所阻,而补给线又太过于漫长,劳师远征之下损失了诸多的马匹等补给物资,后勤运输陷入崩溃局面。魏军已没有绝对优势,只好下令退兵。不成想,蜀兵却乘胜追击,结果还没跟敌人正面作战,就被杀了个大败而归,曹爽意图建功立业打击蜀汉的目的至此已经终结。
其实单纯从常理来看的话,这场战斗的确是敌我悬殊。然而就是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情况之下,蜀汉军队奇迹般地击退了曹爽的进攻,并给予曹爽军队巨大打击。“骆谷之役”的失败让曹爽集团声望大跌,在军事上对蜀汉没有造成较大打击,反而导致自身损失惨重:在政治上也没有改变魏蜀两国的政治状态,并没有加强曹爽集团的发言权。看这第二轮的争斗,虽然曹爽和司马懿没有短兵相接,但是曹爽的改革、伐蜀的失败,让司马懿的威望越来越高,对那个“非常之谋”的实现,信心也是越来越足。